在日本宪法学界自成重镇的东京大学教授小林直树则持另一分类法。
在许多场合，我国已经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如何依法，如何实现法律。而且，既然存在这个基础，就更需要世界上的比较法学者各自站在各法系的文化传统这一'各自的道路上'，互相协助，向着共同的目标对话，在对话中进一步互相确认共同的目标，走上合作的道路。
三、比较法学者的历史使命 比较法学者在承担其社会职责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职责，实际也是其历史使命。（四）提倡科学系统的研究 比较法学应该注重科学和系统的研究。不能将个别规则轻易地引作一般原则，要从多个个别中寻找出规律。早在1900年第一次国际比较法大会上，一些当代比较法学的创建者们已经提出，要通过比较法学这种途径发现和建立一种对"一切文明国家共同适用的法律或法律原则"，即"人类共同法"（droitcommundel'humanité）。对于欧洲法学家们来说，有时候这类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罗马法或欧洲罗马法，这时可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与此不同，比较法学却能够从一开始就给法律工作者一个更为广阔的认识背景，它可以使人们透过法律规则、制度、技术等表面问题，看到其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看到法律所隐喻的种种社会、人生问题，看到所有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并从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方法中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原则或规范的启迪。他曾计划写一部关于"普遍法律科学"的研究著作，并为之积累了十几年的资料，写了这部著作中的许多篇节，可惜未来得及发表。换言之，公众人物本不同于政府官员，但就保护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而言，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适用于前者的实质恶意规则类推适用于后者。
例如在1942年的一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双层理论的裁判进路，法院认为，事实上存在一些明确和严格限定的言论种类，对它们的干预和惩罚从来不被认为会引发任何宪法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对宪法的解释需要遵循制宪者的主观目的，似乎过于严苛，因为总有制宪者未能遇见的事件发生，而且社会的正义观也在随时发生历史变迁，严守制宪者的主观目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无论是公共官员还是公众人物的界定，都必须回溯到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方能作出界定。在这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出于对表达自由的保护，除非公共官员证明被告的诽谤性言论存在实际恶意，否则不能获得民事赔偿。
【摘要】从法学方法论上说，法律规范并非对事实的陈述，而是规范的表达，因此目的论在法律适用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法院进一步阐述道，在自由的讨论中错误的陈述不可避免，而如果要给表达自由一定的呼吸空间，则必须对错误的陈述一并予以保护。
美国最高法院没有给公众人物下定义，这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因此，这些公众人物虽然并不受政治过程的约束，但他们和公共官员一样都对整个社会有着重要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类推不是按照形式思维过程所进行的逻辑过程。正是在意义性这个前提之下，各种看似并不相同的事物被归属于同一个类型。
换言之，诽谤性言论既然能够促进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因此它就不再游离于宪法之外而听任诽谤法规则的统治。出于保护人民对公共问题自由讨论的规范目的，法院对传统的诽谤法规则进行了宪法上的改造，并提出了实际恶意规则，即原告必须证明言论者的诽谤言论具有实际恶意，方能获得民事赔偿。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开始，政府部门和私人团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愈发模糊。1836年卡尔霍恩在提交参议院的报告中宣称，没有人怀疑这部法律的无效性。
本文的目标，即在于探讨美国法院对目的论思考方式的自觉应用。就事物的性质而言，高级别官员拥有更宽泛的职权，对公共问题的决策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选择不同的规范目的，将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61]也有人指出，对言论自由的充分保护须建立在多种理论之上，这样才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表达方式都给予保护。
甚至在严格的原旨主义者看来，任何超出制宪者原意的宪法解释都不具有正当性。而受命指挥联邦军队履行保护黑人学生职责的，恰恰就是Walker。[40]应该承认，Butts和Walker两案的外部特征都不尽相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为公众所知。[34]换言之，在类型思维中，价值判断，或者说目的论上的思考极为重要，它是联结类型中所有可能事件的坚强纽带。美国最高法院也没有在此多做纠缠，而是再一次地诉诸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以便进行类推适用。甚至在沃伦大法官看来，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应当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
[21]See supra note 16, Kathleen M. Sullivan Gerald Gunther, p.1034. [22][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由于它如此的耀眼，以致于使得人们对这项裁判其他部分的意义视而不见，而实际上这些部分所展现的光芒，在法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2]卡尔文的预测并没有错，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v. Butts案和Associated Press v. Walker案。现实的思路，是经由言论所指向的宪法价值来对其属性予以界定。
[24][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3]中又将纽约时报案中宣告的实际恶意规则，由公共官员扩展适用至公众人物。
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18]它并不是制定者的原意，而是宪法的客观目的。之后，沃伦便深入具体的生活关系，详细讨论了当代社会中公众人物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深度参与。虽然原旨主义理论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在美国学界似乎也居于少数说的地位，但这种理论却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所赞赏，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其官方哲学。
在本案中，同属公众人物的Butts和Walker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相反差异倒是极为明显，但这正好说明作为类型的公众人物所具有的层级性和流动性。小石城事件是美国当代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
法院还并进一步演绎说，在麦迪逊看来，对公共官员的管理工作进行自由公开的讨论，这是美国政体的一条基本原则。或者煽动善良人民憎恨政府，诽谤政府。
这就是一种客观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而保护公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就是宪法第1修正案的客观目的，宪法第1修正案的制定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倒并不重要。这个时间因素在最高法院的论证中实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这种批评的发生，实由于不理解类型思维的缘故。公众人物的标签居然能够容纳具有如此差异的人物，这正表明公众人物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类型，它是类型思维的产物。报道说，退伍将军Walker在骚乱现场指挥了骚乱的人群，并煽动骚乱者使用暴力违抗法院的命令。[31]这些层级的存在，并不影响类型的存在，反倒表明了类型之不同于抽象概念的特性。
尤其是由于美国宪法的古老，这使得其解释者对客观目的论的方法有着特殊的偏好，其运用之娴熟实令人惊叹。公众人物 一、导言 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1]是美国宪法上极重要的言论自由案件。
一正一反，足以使其本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4]See Catherine Hancock, Origins of the Public Figure Doctrine in First Amendment Defamation Law, 50 N. Y. L. Sch. L. Rev. 81,82(2005). [5]See Frederick Schauer, Catego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 Play in Three Acts, 34 Vand.L.Rev. 265,301 (1981). [6]Time,Inc.v.Holl,385U.S.374,407(1967). [7]See Harry Kaven, The Reasonable Ma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Hill, Butts, and Walker, 1967 Sup.Ct.Rev.267,268. [8]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315 U.S.568,571-72(1942). [9][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这是一种典型的类型思维方式。[12] 不过，当面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时，原旨主义的方法却无法派上用场。